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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增長新動力
字號:[    ] 發布時間:2018-11-20 來源:中國經濟學人

黃群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摘要]對工業增長速度變化、工業需求側變化、工業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變化以及工業企業微觀主體表現的分析,表明中國工業經濟正走向一個速度趨緩、結構趨優的“新常態”。這個過程也正是中國步入工業化后期的階段,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階段往往是曲折和極富挑戰性的。對于我國而言,在眾多挑戰中,當前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三方面的問題。在我國步入工業化后期,尤其是“十三五”期間,推進工業發展對我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步入“新常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面對工業發展的新挑戰,我們要做的是增加工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時期工業增長的新動力來自于工業化的供給推動力和城市化的需求拉動力的結合,而全面深化改革則是“源動力”。

  [關鍵字]新常態、工業化后期、發展共識、創新驅動

  經過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中國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經濟面臨從高速增長常態向中高速增長常態的階段性轉換。2013年,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變化,第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占比。在這種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大背景下,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工業發展的新動力在哪里,這是亟待回答的重大問題。

  一、 走向工業經濟的“新常態”

  工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近兩年來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工業增速趨緩、結構趨優的新特征,工業經濟顯現出走向“新常態”的階段性變化的跡象。

  1.我國工業增速持續回落,但有逐步趨穩的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增長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波動周期(如圖1所示),第一周期是1978-1985年,1978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16.4%,該周期的峰值出現在1985年,全部工業增長值增長率為18.2%,谷底出現在1981年,當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僅為1.7%;第二周期是1985-1992年,谷底在1990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3.4%,峰值在1992年,數據為21.2%;第三周期是1992-2007年,谷底在1999年,當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為8.5%,2007年的全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14.9%;現在我國正處于始于2007年的一個新的周期。總體上看,前兩個周期的波動幅度較大。而在當前這個周期中,總體增速逐漸回落,但回落幅度逐步收窄,工業經濟運行呈現趨穩的態勢。

  2.工業投資增速明顯回落,而投資結構初步呈現優化態勢。

  自2011年,工業投資增速下滑速度快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速度,2011、2012、2013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3.8%、20.6%和19.6%,而同期工業投資增速分別為26.9%、20%和17.8%,工業投資增速從2011年高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3.1個百分點,加速下滑到2013年低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8個百分點。2014以來,在國、內外需求總體偏弱的背景下,制造業投資進一步放緩至歷史較低水平。但是,在工業投資明顯回落的過程中,投資結構也呈現優化的態勢,2013年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18.5%,較2012年回落0.1百分點,而采礦業增長10.9%,比2012年回落1.1個百分點,有利于提升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從制造業內部看,高科技行業投資增長較快,而傳統制造業行業投資增速下滑。在工業投資增速整體放緩的情況下,工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高速增長,2014年1-6月份技術改造投資同比增長18%,比工業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分別高3.8和3.2個百分點,這對企業核心研發能力提升、國內外先進節能節水等技術的推廣、工業企業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3.消費需求增速平穩下降,而消費結構開始加快升級。

  2013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238709億元,比上年增長13.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5%,增速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2006年到2012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分別是13.7%、16.8%、21.6%、16.5%、14.8%、11.6%、12.1%,2013年是2006年以來的最低增速。201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進一步趨緩,第2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同比增速下降至10.8%。這意味著中國工業產品的消費需求增速已經逐步下降到一個新水平,還沒有明顯跡象表明下降趨勢已經得到遏制。但是,可喜的是消費結構呈現明顯加快升級的趨勢。這一方面表現在農村消費繼續快速增長,2013年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4.6%,城鎮消費品零售額比上年增長12.9%;二是2006年以來中西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一直快于東部地區,區域消費差距也正在逐步縮小;三是消費方式多樣化趨勢發展迅速,信息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增長較快,已成為工業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013年中國信息消費整體規模達到2.2萬億,比2012年增長28%,2014年1-5月全國信息消費規模達1.38萬億,同比增長19.8%。

  4.工業出口增長處于低水平,但貿易結構呈現優化的態勢。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工業品出口交貨值實際增速急劇下滑出現,雖然中間有反彈和波動,但總體上工業制成品出口增長實際一直處于歷史上的較低水平。

  2012年和2013年我國出口同比增長都是7.9%,2014年1季度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同比下降4.7%,2014年2季度,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同比增長6.2%。即使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長處于較低水平,2013年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而在此之前我國已是世界第一的貿易出口大國。對于可期望的工業經濟“新常態”而言,關鍵是中國工業貿易結構的優化。近年來,我國貿易方式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是工業出口結構進一步優化,2013年我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值分別比2012年同期增長7.3%和9.8%,遠遠高于全部工業品出口值5%的增長率;二是加工貿易出口額比重不斷下降, 1999年這一比重達到56.9%,進入21世紀加工貿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已降至38.9%;三是貿易主體日益多元化,內資企業出口競爭力逐步提升,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比為58.3%,2013年這一比值為47.3%。另外,中西部出口明顯增快,進出口市場分布日趨多元,以上海自貿區、內陸沿邊開放為代表的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都呈現出貿易結構優化的態勢。

  5.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工業,工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無論是從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看,還是從產業結構高級化趨勢看,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越工業占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轉折點。2014年上半年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速度為8%,高于第二產業7.4%的增長速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繼續上升達到46.6%。從工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看,高加工度化趨勢明顯,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工業中的原材料行業、裝備制造業和消費品行業中,裝備制造業增長迅速,居三大行業之首;近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一直高于工業加值平均增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制藥、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展尤為迅速,產業化程度不斷加快。2014年1-6月,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2.4%,快于工業整體增速3.6個百分點。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最高的十大行業中,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及運輸設備制造等產業占大多數,而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最慢的十大行業多是高耗能產業和資源型產業。

  6.東中西部工業區域結構趨向平衡,東部地區工業率先呈現企穩態勢。

  近些年來,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正逐步縮小。從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看,如圖2所示,2005年以來總體上也是維持“東慢西快”的格局,中、西部地區工業增速最快,2008年和2010年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比東部分別高出11.1個百分點和11.2個百分點。雖然總體上2010年以后各個地區工業增速普遍出現下降,2011、2012、2013年西部仍比東部高出9.7、4.8和1.6個百分點。從產業結構上看,中、西部地區在原煤、天然氣、電力等能源工業品一直占有優勢,近年來微型計算機、集成電路等高技術產品也有不俗的表現,表明中西部地區工業結構在不斷升級;東部地區在集成電路、彩電、微型計算機、鋼材等工業品的生產能力上有絕對優勢,但優勢地位相對下降。可喜的是,東部地區的工業發展已經初步呈現出趨穩的態勢,2013年東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比2012年高出了0.3個百分點,而同期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工業增長率都呈下降趨勢。

  7.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指標逐步回落,但工業技術創新能力得到提升。

  2011年以來,隨著工業增速逐漸放緩,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增幅總體有所回落。近年來我國工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這一方面表現在投入方面,工業技術創新在研發經費投入方面,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發內部支出為7200.6億元,比2011年增長20.1%;研發強度為0.77,比2011年的0.71和2010年0.69都有上升;產出方面,2012年國內企業發明專利已達到7.8萬件,是2010年的2.2倍。更為關鍵的是,一些重點領域先進和核心技術不斷取得突破,2013年,石化行業在煤氣化技術裝備、染料生產工藝、頁巖氣開發、煤化工技術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在醫藥行業,1.1類新藥臨床申報數量不斷增加,已達總量的13%;電子信息行業有55納米相變存儲技術、高性能圖像傳感器芯片等突破(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2014)。在工業增速明顯下滑的大環境下,工業企業經濟效益能夠大體保持穩定、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這表明我國工業企業成長方式正在轉變,成長戰略已經開始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從低成本戰略轉向差異化戰略,企業正在探索如何通過技術創新來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已開始逐步適應中速增長環境下的生存和發展,逐步具備適應“新常態”的能力。

  二、迎接工業化后期的新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推進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我們的長期跟蹤評價表明(陳佳貴、黃群慧等,2012)2010年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已經達到66,這意味著2010年以后中國將進入到工業化后期。各國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化中期相比,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特征變化是在工業化中期由于依靠高投資、重化工業主導發展而支撐的經濟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工業化后期由于主導產業的轉換、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速將會自然回落。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確面臨著一個重大的階段轉換,那就是從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的轉換,而這個過程與上述經濟步入“新常態”的過程完全吻合。按照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這意味著這個轉變也十分迫切。工業化史表明,按照“收斂假說”,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可以通過學習模仿先進國家的制度、技術和生產方式,取得經濟高速發展,從而實現“趕超”。而現實中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往往是曲折的,會面臨這樣那樣的挑戰和危機,例如在工業化中期會有“中等收入陷阱”,所以真正成功“趕超”而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屈指可數,現在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一般只有日本和“四小龍”。因此,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也必然會面臨重大的挑戰和任務,包括技術創新與產業轉型升級問題、老齡化社會或者“未富先老”問題、資源環境約束問題、區域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等,也就是說走向“新常態”之路是曲折和極富挑戰性的。我們認為,在眾多挑戰中,當前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三方面的問題,前兩方面是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內生變量”,是自身發展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和完成的任務,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則是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外生變量”,是來自于外部發展環境的需要應對的重大挑戰。

  1.產能過剩問題

  產能過剩雖然被認為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而且20世紀末和2005年前后我國都出現過較為突出的產能過剩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產能過剩問題并不是我國工業化后期所特有的問題和挑戰。但是,2011年以來,本輪產能過剩問題的性質和特征與以往不同,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嚴重性也不同尋常。

  一是本次產能過剩涉及領域更廣、程度更嚴重。從范圍上看,當前產能過剩的行業已經擴大,2005年前后我國的產能過剩主要存在于鋼鐵、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而本輪產能過剩的范圍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電解鋁等領域,其中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是非常突出的行業,不僅如此,當前產能過剩甚至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等代表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由于我國沒有正式公布的統一的產能利用率統計指標,無法準確地反映我國產能過剩程度。但是,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看,從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2月,已經連續33個月出現負增長。雖然影響這個指標的因素較多,但該指標創歷史的連續33個月的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前我國工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長期維持高庫存以及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二是由于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試圖等待經濟形勢復蘇后依靠快速經濟增長來化解產能過剩已幾無可能。我國進入了工業化后期,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工業經濟大國,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接下來的任務是由工業大國轉向工業強國。從大到強轉變的過程中,產能過剩從以前相對過剩轉為現實的絕對過剩,也就是說,以前周期性產業過剩后來都可以慢慢通過長期需求消化掉,但到工業化后期以后,許多產業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經達到,不可能有長期需求慢慢把峰值吸收掉了。

  三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低成本工業化戰略急需轉型以及我國體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體現。看似簡單的產能過剩,之所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痼疾”,其背后有著深刻復雜的原因。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有市場自身供求關系變化引起的經濟周期波動方面的原因,但更為關鍵的則是經濟體制與發展方式的原因。由于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面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與前兩次產能過剩相比,當前的產能過剩對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更為急迫。在經濟發展方式無法轉變、地方政府對經濟過度介入的體制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不僅舊的過剩產能難以被消化,新的產能還會不斷產生。

  2.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推進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一直是我國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我國眾多結構性問題中,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被認為是我國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結構性問題。需求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結構失衡問題;產業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三次產業結構中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尤其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所謂“一產不穩、二產不強、三產不大”的問題;在區域結構方面,主要表現為城鎮化發展滯后、中西部地區發展滯后、城鄉和區域之間生活條件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等問題。其中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被認為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統一,主要是指在整個工業化進程中,由第一產業占優勢比重逐級向第二、第三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逐級向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占優勢比重演進的過程。實際上,工業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由農業占主導向由非農占主導轉變、并伴隨著結構轉變、人均收入不斷提升的過程。在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升級更集中于第二產業比例下降、第三產業比例上升,以及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比例下降、技術密集型產業比例上升的過程。

  在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所以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挑戰,因為這個任務絕非一蹴而就。如果說,在工業化初中期,中國從一個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產業升級主要通過“要素驅動戰略”實現,那么在工業化后期,中國要實現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服務業大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更需要的則是“創新驅動戰略”。“要素驅動戰略”強調的是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而“創新驅動戰略”則強調的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過去的30多年中,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顯著提高了工業勞動參與率,而工業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農業部門,大大提高了全社會的整體勞動生產率,因此要素投入驅動了經濟增長。在未來,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勞動參與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更多的勞動力將轉入服務業,但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又低于工業,因此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將下降,出現所謂的“經濟結構減速”和“產業效率失衡”(張平等, 2014),因此勞動效率的提升關鍵取決于產業內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通過創新驅動經濟增長。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工業發展水平雖然與國外先進水平還有差距,但我國服務業發展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更大,這在服務業比例不斷增大的工業化后期,不僅造成我國整體效率提升速度將下降,而更為關鍵的是服務業的創新要比工業創新面臨更大的挑戰,難度也更大,這意味著在創新驅動方面,我國還任重而道遠。

  3.發達國家“再工業化”

  從世界范圍看,在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其工業化進程又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疊加,這使得中國工業化進程又增加了一些“變數”。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是針對近十多年其經濟“去工業化”帶來的虛擬經濟過度、實體經濟衰落、國內產業結構空洞化而導致的競爭力衰退問題而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并不是簡單的顧名思義的 “再次”工業化,其核心內容并不是通過促進外遷海外工廠的回歸來恢復傳統制造業、做大制造業規模,而是依托其在信息與通訊技術、新材料等通用技術領域長期積累的技術優勢,加快促進人工智能、數字制造、3D打印、工業機器人等先進制造技術的突破和應用。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提出《制造業行動計劃》,德國提出工業4.0計劃,歐洲提出《未來工廠計劃》,等等,核心都是通過先進技術來重新構筑自己的制造業競爭優勢。

  以“第三次工業革命”為核心內涵的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與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形成了直面競爭,這對我國工業化進程可能會形成兩大方面的沖擊和挑戰(黃群慧,賀俊,2013):一方面,進一步弱化我國的要素成本優勢,我國必須推進低成本工業化戰略轉型。“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我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則可能會加速弱化。另一方面,對我國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形成抑制。現代制造技術的應用提升了制造環節的價值創造能力,使得制造環節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戰略地位將變得與研發和營銷同等重要,過去描述價值鏈各環節價值創造能力差異的“微笑曲線”有可能變成“沉默曲線”、甚至“悲傷曲線”。發達工業國家不僅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而且可以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國家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曾經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國家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國家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偏移,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國家產業趕超路徑可能被封堵。

  三、增強中國工業增長新動力

  面對工業化后期的各種新挑戰,能否穩步進入工業經濟“新常態”,關鍵要看兩方面,一是工業增速從高速下滑,但不會滑出可以承受的“下線”,能夠穩定在一個中高速的區間;二是工業結構呈現明顯的高級化、合理化方向的優化。而在工業化后期工業增長動力趨弱的情況下,保證工業增速穩定在合理的區間和結構逐步優化的關鍵是能否通過轉換工業增長動力機制來增強工業增長的新動力。

  有了新的動力機制驅動,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穩定運行,從而度過工業化后期的各種可能危機,最終基本實現工業化。在工業化后期,工業增長的動力主要可以歸結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工業化自身演進過程中由于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而產生的供給推動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而產生的需求拉動力。對于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言,由于與全球信息化疊加在一起,信息化將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結合在一起也成為工業化后期工業增長的重要動力。無論是來自工業化深化的推動力,還是來自城市化推進的拉動力,在工業化后期勞動力、資本等要素驅動乏力,更為根本的動力來自創新,這正是所謂“創新驅動戰略”的本意。這種創新不僅僅包括一般意義的技術創新,還包括改革開放意義的制度創新,考慮到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體制機制約束,工業化后期我國工業增長的“源”動力更大程度上表現為制度創新。

  1.來自工業化深化的供給推動力

  在工業化后期,工業化進程一方面要求傳統產業不斷升級,另一方面要求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從而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這個過程孕育著巨大的工業增長機會。(1)現有產業的升級。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我國完成了從紡織皮革工業、造紙及文教用品工業、食品工業等消費品行業曾主導工業增長向冶金工業、電力工業、煤炭工業、建材及其他非金屬礦制造業、石油工業、化學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主導工業增長的轉換,現在進一步轉向金屬制品、機械制造、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械制造、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等技術密集型行業主導的工業增長,這意味著,單純依靠結構轉變而對工業增長的動力將趨弱。應該說,經過30年的“鋪攤子”,中國已經具備了龐大的工業基礎,但“大而不強”是一個基本現狀,這突出反映在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間波動,而發達國家一般在35%以上,美國、德國等國甚至超過了40%(喬標等,2012),這又給產業升級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此,未來以工藝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價值鏈升級為內涵的產業升級,將成為工業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正是未來我國工業增長的巨大潛力所在。(2)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2010年9月8日,《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15%左右,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在國家扶持以及產業政策引導下,新興產業發展將成為今后工業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量。(3)“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重疊,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機構預估,移動互聯、知識型工作自動化、物聯網、云計算技術、先進機器人、自動或半自動交通工具、新一代基因組技術、能量儲存、3D打印、先進材料、先進油氣田勘探開采技術、可再生能源等12項顛覆新技術到2025年將對經濟的潛在影響達到16.7~40.4萬億美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化為我國工業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新空間。具體而言,一是“第三次工業革命”會催生新的制造系統和生產設備產業的發展,而這些產業的發展又會帶動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等新的產業門類的出現和增長,從而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創造很好的機會。二是先進制造技術終歸是在工廠和制造環節的應用,我國龐大的制造基礎為先進制造技術和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市場和應用場所。三是移動互聯、云技術等技術正在不斷創新服務業業態和商業模式、顛覆傳統商業規制、改變原有的競爭格局,這有利于促進服務業效率的改善,進而也改善了實體經濟的產業環境,包括融資環境和營銷環境等,有利于工業的增長。實際上,自2003年我國實施新型工業化戰略以來, 我國一直努力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為我國工業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2.來自城市化推進的需求拉動力

  從工業化與城市化歷史演進互動關系看,在工業化初期,主要是工業化進程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到了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又牽引了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因此,在我國進入工業化后期,城市化對工業增長的拉動力量變得十分重要。而且,按照一般工業化國家經驗,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是落后于工業化進程的,因此在工業化后期,加快城市化進程就更有必要。2013年我國的城市化率為53.7%,但是發達國家的城鎮化率一般都超過70%,若要達到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我國仍存將近20個點的增長空間,因此需求的潛力是巨大的。從投資需求看,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這對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出巨大需求,未來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增長仍有較大的空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預測(劉世錦,2014),通過改革基礎設施融資體制,到2023年,東部基礎設施資本存量年均增長6.25%,中部增長8.29%,西部增長5.98%。從消費需求看,城市化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極大地拓展消費需求空間。2012年,農村居民年均開支人均大約6000元左右,縣城居民年均開支人均1.2萬元左右,如果轉移到地級城市和地級以上城市,年均消費開支將達到人均1.8萬元左右。如果能夠通過城市化使農村居民達到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將創造巨大的消費增量。總之,雖然這些年我們在城市化推進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推進城市化的重要意義不可低估,要重視由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對工業增長的作用。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化戰略,提高城市化質量。

  3.來自全面深化改革的“源”動力

  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無論是迎接“第三次革命”,還是積極推進以人為本城市化進程,其更為根本的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創新。“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抓住了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創新驅動戰略”的創新不僅僅包括科技創新,還包括制度創新。由于制度創新是完善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根本手段,制度創新的意義在于發揮“改革紅利”的作用,因此對于“創新驅動戰略”而言制度創新更具有根本意義,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實現新時期工業增長的最根本動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對創新科技體制機制、完善創新生態系統都具有重大意義,其中最為核心的是政府體制改革。當前面臨著政府推動的改革突進與政府自身的改革滯后之間的矛盾(黃泰巖,2014),該矛盾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扭曲,“腸梗阻”現象較普遍,一些長期制約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雖已得到共識但無法解決。例如,金融領域的壟斷格局始終無法打破,造成實體經濟利潤空間長期受到銀行業的過度侵蝕,雖中央多次提出要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但實體經濟生存環境日益嚴酷;又如,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率連續多年大大高于GDP增長率,即使在經濟增速下降、投資和消費增速都放緩的背景下,企業稅收負擔還在提高;再如,科研經費管理體制僵化,科研經費管理制度不符合科研活動規律,科研人員的智力勞動得不到充分承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科研人員創新積極性。類似的問題還包括壟斷領域的“玻璃門”、“旋轉門”問題,科研成果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問題,收入分配改革問題,等等。新時期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既指明了改革方向,也體現了黨中央的決心,現在更需要的是進一步思想解放,進一步地發揮民主推動力,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以創新驅動戰略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進程,將增強中國工業發展的新動力,保證在發展階段轉換過程中工業經濟的穩定可持續增長,走向“新常態”,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在2030年以后逐步建設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工業強國。

  【參考文獻】

  [1]陳佳貴,黃群慧,呂鐵,李曉華等. 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10)[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2]方陵生. 12種改變未來的顛覆性技術[N].文匯報,2013-7-4.

  [3]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 2014年中國工業發展報告 [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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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黃泰巖:中國經濟的第三次動力轉型[J].經濟學動態,2014(2)

  [6]劉世錦. 在改革中形成增長新常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7]喬標、趙蕓蕓、賀石昊,工業增加值率:工業轉型升級的風向標,http://www.ccidgroup.com/sdgc/2792.htm, 2012-04-09

  [8]張平等. 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3~2014)[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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